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阿根廷儿童夏令营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1个相关介绍阿根廷儿童夏令营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陈世锋，因为他，一个青春烂漫的少女失去了生命。在没有死刑的日本，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而且大家知道吗？日本的监狱生活简直比中国好多了，很多人年老的时候都会选择去监狱安度晚年，也和日本的福利制度有关。很多人羡慕，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死刑应该取消，但是我觉得，如果取消了死刑，会滋生很多很多犯罪。监狱本来就不该是一个享受的地方，要是监狱生活都比外面好了，不愁吃不愁穿，那还遵纪守法干什么，社会都就乱套了。没有公正严明的刑法，社会该多么危险。
为什么在日本审判呢，因为陈世锋是一个日本留学生，但是他到底也是中国人吧，为啥不把审判权利交给中国法院呢，中国人内部的事，让我们自己处理。这要是搁在中国，虽然不会判死刑，最少也得判多一点，关他个三五十年的。并且，陈世锋是有预谋的杀人，本意不是要杀无辜的江歌，而是要杀自己的前女友，谁能保证他放出来以后不会去杀刘鑫呢。还是关着吧，监狱生活够他受的，也是这个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应得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法治的刑罚伦理与传统刑罚伦理之间的分歧。
传统的刑罚伦理认为，杀人偿命是为了实现复仇正义的途径。凶手杀害了受害人，那么法律就要帮受害人主持公道，那么以法律名义杀人就是为了找回公道。在这种刑罚伦理下，杀人偿命就是正义的，是谓复仇正义。
可是，如果杀人偿命，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以儆效尤，但同时也会带来副作用，当一个犯罪人杀害一人后如果知道自己必将偿命，那他就可能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多杀几人，反正横竖一死。
现代法治的刑罚伦理优先和主要考量的不是复仇正义，而是预防犯罪以及改造犯罪人。法律轻易判处犯罪人死刑，以法律名义合法杀人，本身在伦理上就存在争议，缺乏当然的正当性。因此，现代法治的刑罚着眼点主要不是满足受害人的复仇，而是预防犯罪。因此，在预防犯罪的前提上，死刑就不是优选项。日本法治现在就倾向于尽量少判处死刑，即使判处也很少执行。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现代法治对正义的界定很严格，不仅有实体正义的要求，更有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且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法庭裁决的基础是法律真实，但法律真实与事实真实之间总会有差距，因此只要存有丝毫疑惑，就会避免判处死刑。否则，就很容易出现冤狱。特别是，相对于冤狱有期徒刑，可以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刑罚的错误，冤狱死刑是无法纠正的错误。只要是人来执法，人来判决，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彻底避免冤狱。现代法治认为，冤杀一个呼格吉勒图的恶，远比放过10个真凶的恶，两害相较，取其轻者。何况，现代法治不轻易判决凶手死刑，并不意味着就不惩罚他。
最后回到陈世峰案，他杀江歌因为关键证据缺失，无法彻底证伪陈世峰的辩解说辞；同时江歌案的恶劣程度也不符合日本法律判决死刑的要件。检方求刑20年已经算是最重的刑罚了，如果没有意外，明天法院的判决结果大概率会在16～18年间。由于日本的有期徒刑没有减刑一说，这个结果已经体现了正义。
陈世峰的庭审结束了，最终获刑是20年。
这个结果，跟江歌妈妈想要的死刑，有很大的距离。失望是肯定的。从司法的角度，我不知道怎么看。听业内人士说，这也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毕竟在法庭看来，只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除了受害者亲属情绪特别激动，引发了国内特别多的关注之外，本来就没有什么特事特办的必要。
但从心理的角度，这个判决有一个小小的好处。就是它留下了一个不甘的，可供诅咒的靶子。无论它在司法上是不是公正，只要江歌妈妈心里觉得那是一个不公正的结果，她的后半生，就永远还会觉得这件事「未完成」。
我认为这或许算是一个好处，是相比于她「完成」了这件事而言的。完成就等同于失去。失去这个案子之后，她该去哪里呢？对江妈妈来说，这个案子是她失去女儿之后，后半生仅余的期待了。在庭审过程中，她还能在某种意义上保留跟女儿的连接，她在为女儿做最后的努力。还有许多人陪她一起，见证她的悲愤绝望。但当这一切结束，人群散去，她要独自面对之后的生活。
旁人翘首等待的，总归是一个结果，是否得到一个大家想象中的公义。像是在替江妈妈打抱不平：「您想出一口气，我们帮您出这口气。」但我们很少去想，旁观的人出这口气，就足够了；江妈妈出这口气，就足够了吗？
假如凶手伏诛，杀人偿命，这件事就该到此为止，画句号了。不然的话还要怎么样？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剩江妈妈一个人站在原地，两手空空。
「请你走出来」，这话很容易说。
陈世峰是否应当判死？他的杀人行为有蓄谋有计划，连刺数刀手段残忍疯狂，庭上冷漠虚伪毫无悔意，如果这起万众聚焦的凶杀案发生在我国，在我国的法律下判死的可能性很大。但死刑犯不引渡是国际通则，日本法院已经作出了宣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不同于东亚的普遍重刑，二战后的日本刑法经历了多次修改和妥协，判死极难，执行更有一套漫长的程序。因此，江歌案的判决结果应当是早有预期，在法院列出的七条判决依据中还能看出重判的态度倾向。
这张图记录了1996年以来日本历届来自各党派的法务大臣签署的死刑执行命令数。
如果说日本法院徇私枉法，检方消极应诉，那么正义之珠的确蒙尘，但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未判决死刑，是否就意味着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呢？
看到这个题目的瞬间，我想起了读本科的时候曾经抄在本子上的一段辩词，来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克莱伦斯·丹诺。
1924年，芝加哥警方破获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两位富商的儿子，年仅19岁的理查德和年仅20岁的内森德绑架并且残忍杀害了14岁的男孩罗伯特。两名杀人犯不仅家庭条件优越，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前途光明的高材生。理查德是个小天才，在鸟类方面的研究小有成就，通晓七八门语言，热衷读尼采的书，而内森着迷侦探小说，想要设计一个“完美犯罪”。这个案件以其戏剧性自发生起就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报道。民众对凶手的残忍震惊而愤怒，舆论的压力使得两个孩子被判死刑几乎成为定局。
当时因具有高度责任感、正义感而极负盛名的克莱伦斯·丹诺作为主犯理查德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辩护陈词。丹诺认为，两位被告的残忍与荒谬不仅不能作为判处死刑的理由，还恰恰是他们心理疾病的表现，他们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悲悯情感与敬畏心，亟需得到心理治疗。
“在对待犯罪时，我们似乎忽略了犯罪产生的原因。我们不断地说：把那些不幸的人绞死吧，凶案从此就会结束。那么，过去有没有毫无原因的谋杀呢？有没有毫无原因的犯罪呢？然而，所有的惩罚措施都在继续遵循着这样一个观点：犯罪是没有原因的，对待犯罪的唯一方法就是绞死，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遵守法律，敬善畏恶。
犯罪有它产生的原因。也许，所有犯罪产生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所有的犯罪都必定有某个原因。今天，人们开始努力寻找那背后的原因，科学家们在研究它，犯罪学家们在调查它，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努力过。我们仍在继续着惩罚、绞死罪犯，并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大家对此的普遍恐惧感去消灭犯罪。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以一种理智的方式去对待任何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就等于排除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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