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毕节夏令营基地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1个相关介绍毕节夏令营基地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1980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八岁的我随父母从贵州省毕节县，搬迁至省城贵阳市。
尽管我八岁前，已回过几次上海老家（爷爷家在静安区延安中路504弄）；还多次在毕节地区行署大礼堂登台表演过；父母属少有的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多少算在毕节地区，属见过世面的孩子。
但刚到贵阳时，还是有怯怯的感觉。最直观的例子，在公交车上，不敢去抢座位。
我从毕节县第四小学，转学到贵阳市尚义路小学，因参加过毕节地区文艺宣传队，也曾被挑选进入地区业余体工队。所以在课余时间，我常会给同学们表演节目，或炫耀的翻几个跟斗。结果，班委会改选时，全班同学都推荐我当上文体委员。
当臂上戴上“二条红杠”时，觉得比在县城小学当班长时，还荣耀。因为当年在县城小学，没有这些大队委、中队委、小队委的标识。
当年我与同学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口音。我的数学老师曾在办公室里，向别的老师说：“这娃儿学习还可以，我常提问他，都能答对，就是一口乡下话”。
随着周围环境改变，孩子的口音也很容易改变。
一年后，我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参加教育局组织的夏令营时。别的学校带队老师及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们，没谁分辨出我是乡下来的孩子了。
贵阳长大的孩子很有自信、优越感，小地方长大的孩子就真的穷酸、土鳖样。实际上，贵阳地方那么大，并非家庭条件、成长环境、教育资源等都好，而在小地方这些资源不见得差，养育出的孩子，并不具有绝对的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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